2022年12月,纪录片《追山人》72集在视频平台全部更完,跟《最后的棒棒》一样,导演何苦没有挣到钱。
钱,一直是这个纪录片导演面临的大问题。
《追山人》有这样一个情节,2020年除夕夜,何苦和制片人张井去找拍摄对象龙七要债,他们在村口烤着柴火,啃着馒头,龙七不来,他们苦等不走,因为还有人等着他们还钱。到了2022年春天,《追山人》已开始后期制作准备发行,何苦最终熬不住了,不得不解散了团队。“《追山人》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结束在了2022年的年底。”一个网友在评论区这样留言,表达了对作品的意犹未尽,也阐释了片子未能广泛受到关注的事实。
↑《追山人》剧照
刚刚度过本命年的何苦已“专职”做了8年纪录片导演,2014年夏天,40岁的何苦从部队转业,随后开始拍摄第一代农民工进城当棒棒的职业晚景。棒棒是重庆人对挑夫的称呼,他们在车站挑行李,在批发市场送货,在没有电梯的楼里搬家……不过,在山城重庆的都市化进程中,这个曾有数十万之众的群体,背影依稀远去。
《最后的棒棒》2016年在视频网站上线,打动无数观众,豆瓣评分高达9.7分。虽然版权只卖了2万多元,但何苦赚足了口碑。此后,何苦又有了两个纪录片项目。其一是《追山人》,另一个则拍了三四年,目前还没有结束。《追山人》开画后,市场遇冷,让他不得不重新考量未来。平台的流量分成还没有计算,但何苦估计现有收益还不够支付发行费用。
2022年冬天,在奉节县的老家休息了一段时间后,何苦开始拍摄短视频,并尝试直播卖货。拍村里人的“小故事”,跟《追山人》里的向大炮合作卖蜂蜜。何苦有些自嘲的说,这是一个纪录片导演的“下限”。
父亲和幺麻子
父亲和幺麻子的故事,何苦酝酿了很久。他回到家里,跟严肃而倔强的老头坐在一起,大部分时间陷入沉默。
父亲拿着手机看了他的《追山人》,没有评价好坏,只是轻声问搞到钱没有?在父亲心里,没有挣到钱的儿子,日子一定不好过,也会脸上无光。然后父亲就拿出全部积蓄,第三次建了房子,想通过这样的方式,在村里帮儿子把面子挣回来。
父亲和幺麻子的故事,简短而紧凑,看到后面,你会从何苦一贯地诙谐叙述中找到敏感的痛点。父与子的关系,是一股暗流,爱总是秘而不发。
在新近发布在抖音视频中,何苦只讲了父亲。他告诉红星新闻记者,拍过那么多故事,他其实一直想拍拍父母,但又不知道如何表达。不过,何苦这条关于父亲的抖音视频,却得到不少网友的赞誉,他们认为这个小作品巧妙地阐述了一些深刻的东西。
《追山人》剪完后,何苦回到老家,在宁静的村子里发现了很多故事。他和母亲聊天,就随随便便找到了10多个可供拍摄的素材。而在母亲的口中,他也印证了父亲和幺麻子几十年来的较量。
↑2021年秋,《追山人》在彭水拍摄
这如同一个隐喻,与命运抗争的父亲,找了幺麻子这个假想敌。年轻的时候跟幺麻子比谁更有出息,年老后比谁的儿子更有出息,然后在别人的评价中确立自己。在狭小的山村里,这大概是人们最朴实的价值观。何苦对村庄有着深刻的眷恋之情,团队解散后,他曾考虑把工作室搬回老家,还跟最后留守的两个员工透露了这个想法。
几年过来,消耗大量精力和资金,却没有得到市场的回报,何苦曾在不同场合表示拍摄《追山人》是一个“糟糕的决定”。面对目前的尴尬境遇,他只说,“自己选的路,无论如何都要走下去。”何苦甚至还发现了“另一个村庄”。坐在村子里的何苦,突然觉得自己许久没有好好端详过这个叫着自己乳名的地方。童年记忆里很多模糊的印象清晰起来,关于成长,父亲,时间流逝,对于一个纪录片导演来说,这并不难发现。
何苦告诉红星新闻记者,除了《幺麻子是哪个》,他在老家还拍了很多段有意思的小故事,这些故事串起来,就是整个村庄的历史。
他说,记录这些历史,是一个纪录片导演的使命。
《追山人》后记讲述新近变化
《追山人》从北大女孩阿文在武陵山养蜂的故事讲起,拍摄过程一波三折。何苦表示,事件的发展完全没有预料到,这个乡村创业故事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。人物也特点鲜明,创业失败的博士、四处躲债的龙七、找不到工作的杨秀才、买不起房的王副指挥长……还有搞垮公司的财务。
这些人物凑在一起,让这部纪录片充满戏剧性,也让故事更典型。何苦说,《最后的棒棒》是第一代农民工进城的故事,《追山人》则是讲述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第一代“市民工”,他因此记录下了很多乡村创业者的真实现状。
↑阿文 《追山人》剧照
故事的结局,阿文的宏大计划远远没有实现,她最终成为曾经的员工向大炮的合伙人——一个合作社的小股东,这是她再一次“爬起来”后的重新开始。
汪蓉曾是阿文的助理,原来的公司解散后,她最后一个拖着箱子离开。在阿文决定“东山再起”时,她又主动地找了回来。情谊之外,她代表了某种坚韧的精神,看起来更符合乡村创业的品质。
漂亮而懂事的汪蓉,在《追山人》里,是最受观众喜爱的一个人物。她踏实、善良、真诚,还有着扔实心球的实力。汪蓉学的是体育专业,在片中的创业团队里,她靠着努力,从基层干到“高管”。汪蓉曾带着几个同事回到老家,老家只有80多岁的爷爷奶奶。在凋零的村子里,两个老人颤巍巍地坚守着自己的生活,如同坐在隐秘的角落里。
有网友说,看了汪蓉回老家的视频后,才更理解汪蓉的性格和品质。汪蓉曾是留守儿童,父母常年在外打工,跟爷爷奶奶长大。回到老家,她生火做饭,打扫卫生,给爷爷奶奶洗衣服,然后又包了很多抄手,买了很多菜,把爷爷奶奶的冰箱装满……临走的时候,爷爷奶奶送了又送,站在路口久久张望,汪蓉转身,眼泪长流。
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和处境,正片之外才能更了解他们。”在《追山人》上线后,何苦更新了一些后记,讲述了新近的变化,也补充了一些片外的故事。后记里,还有何苦跟向大炮的合作——这是一个“双赢”的选择,向大炮专心养蜂,何苦负责卖蜜。向大炮朴实、憨厚、勤劳,他养出来的蜂蜜可靠。何苦觉得这样可以帮到向大炮和他的合作社,自己也能有所收益。
“大大方方挣钱是体面的”
疫情后的2023年春节,在院线影片票房回暖的背景下,何苦的纪录片还未“回暖”。
“《追山人》就这样悄无声息的结束在了2022年的年底。”一个网友看完片子后表达了意犹未尽,也陈述了片子未能引发广泛关注的事实。何苦说,他至今没去跟平台了解播放量和流量分成,“还懒得去弄”。
事实上,何苦对市场的反应并不意外,这个可能是大多数纪录片导演所面临的处境。《追山人》上线之前,何苦早有过“最坏的打算”,目前显然还不是最坏的结果,虽然流量不好,但观众基本上都是好评。“这些都不重要了。”何苦告诉红星新闻记者,工作已经完成,不会再有什么纠结,他现在最需要的是挣点钱。
↑公司楼下的小餐馆,是团队过去几年的“食堂”
父亲在村里新修了房子,弟弟给了10万装修,他只能背地里咬着牙,刷了7万信用卡买家具。在拍摄《追山人》的过程中,他曾靠拍宣传片来养团队,把以前的剧本卖了作为经费。2022年春天解散公司的时候,何苦只留下了两个负责剪片的老员工。杨人齐既拍又剪,是团队里的多面手,虽然没有挣到钱,但她觉得做着有意义的事情。公司解散的时候,她很难过,要把几年上班的积蓄借给何苦“再坚持一下”。直到现在,何苦说起来依然鼻子发酸,他说要挣点钱才对得起身边的小伙伴。
第一次直播卖货,何苦预演了很多遍,但一说到产品,就有些舌头打结。“不习惯,开不了口。”他只能在直播间一再强调,不要因为支持他而下单,要按需购买。直播之前,他还有一件纠结的事情——要不要开启打赏功能。何苦不想要支持者的打赏,但又担心不开打赏功能,平台不给推流。
↑何苦在直播中
效果出乎意料,两次直播卖货,总共卖了100多万的蜂蜜,打赏分了4万多元。“这大概就是一个纪录片导演的下限吧。”何苦自嘲。他不得不说服自己,不能又要情怀,又要挣钱。只要卖好的产品,保持真诚,大大方方挣钱是体面的。
短视频也是一种记录
钱的问题本来可以不用那么艰难。何苦透露,曾有多人表达了对《追山人》的投资意愿,有的是因为《最后的棒棒》赢得的口碑,也有的是出于朋友的信任和支持。不过这些,何苦都没敢要,“怕坑了朋友”,纪录片不像电影,可以评估市场回报。
↑2023年,开始拍短视频的何苦。
在《最后的棒棒》中,何苦跟几个棒棒同吃同住,还以参与者的身份去做一个棒棒,这种体验式的拍摄手法引发专业领域的广泛讨论。有人表示这种方式会干扰到拍摄对象,在情感上不够客观、克制。但更多人给予了赞誉,正是这个新导演的“笨办法”,与拍摄对象拉近了距离,建立了信任,可以更深入、真实地呈现故事。豆瓣网友给予的9.7分,证明了《最后的棒棒》剧集版是成功的。但后来推出的院线版却遭遇了“滑铁卢”,票房有些惨淡,很多观众认为剪辑的失败丢掉了原有的养分。
如今《追山人》市场遇冷,何苦觉得作品“有遗憾”,却坚信其价值。何苦告诉红星新闻记者,虽然现在没有被广泛关注,但也许多年以后,还会有人来看,这是一个时代的故事。
何苦手上还有一部纪录片正在拍摄,已经历时三四年,这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故事,但需要更长的时间去记录。说起《追山人》没有“出圈”,何苦笑言,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,他一直没有“入圈”。眼下,他没有其他纪录片项目计划。“当然,以后资金宽裕了,又有好的题材,还是有可能会拍个长的”。
何苦说,接下来除了卖蜂蜜,还会坚持拍短视频,记录小人物,记录乡村,乡村的创业者,包括《追山人》中的那些人物的后续。他说坚持拍下去,也是长篇纪录。
红星新闻记者 杨灵 摄影报道
编辑 郭宇 责任编辑 魏孔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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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题:纪录片新作《追山人》市场遇冷,《最后的棒棒》导演何苦“下场”直播卖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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